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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江必新、王红霞：《法治社会建设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这种整体人民观也在第二次世界战以前施行的欧美国家宪法文本中得到了体现，[6]例如法国第一共和国宪法序言《人类与公民政治权利宣言》第26条规定，任何一部分人民不得行使全体人民的权力，[7]其正文第29条规定，每位代表都属于整个法国。1、党内治理秩序还需要加强规范性建设 为共同体生活制定一定的规范是保证共同体生活有序进行的前提。

此时，作为宪法上的执政党，党的内部治理活动无疑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具有强烈的外部效应，在这一背景下，党内决策是否符合其党内决策程序的要求，是否从法律上可以被认为是党，而不是党内部分领导人违反党内实体和程序法规做出的无效决定，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也会实质性地影响到宪法的实施。表格 1八二宪法与中共党章章节比较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到，党章与宪法的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宪法与各部门法的关系间则不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当在任的国家公职人员被剥夺党籍后，并不当然地带来其将失去该公职的后果。[24]《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第14 条：建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与国家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至于在实践中，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政党的工作人员和组成部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履行着重要的公职职责，并由国家财政支撑其运作，与正式的公务员和国家机关并无差别。[20]这种直接在国家正式生活领域的产生影响的党内决策，甚至会及于公民的一些重要的宪法权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现象就是对党员采取的各种双规措施。资本主义在个人主义和团体格局的社会基础上，以第一波现代性思想为基础建立国家。

党内法规能否保证核心的先进性和凝聚力，党导法规能否保证国家各部分的向心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对全国人民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先有共产党，后有新中国。法律不仅明文规定生活方式因社会和法律身份不同而有差异，更重要的是不同身份的人在法律上的待遇不同。费孝通揭示了西方与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

中国既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超级大国。资本主义团体法治的引入是对古代中国克己复礼等级制的差序法治的否定，也导致了对政治道德的抛弃。

共产党的党规有别于一般社团规范，也有别于资本主义政党内部规范。党导法规与党内法规不同，其规定的不仅仅是党的内部事务，而是党与人民、党与社会、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是党领导人民的依据也是规范党领导人民的工具。柯华庆、刘荣：《论立宪党导制》，载于《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7期专刊。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差序法治下，党内法规是法治中国的核心。

新差序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也是中国特色的。例如，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法也是法律。摘要：在中国的大一统政治传统下和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中，共产党是国家领导的核心，核心体制下的法治模式是新差序法治。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下，个体之间的差别被平等的形式所掩盖，资本主义赖以建国的个人主义一步步走向抽象的人权观念。

我国政治在肯定人民主权基础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石是两个：人民主权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新差序法治吸收了古代政治哲学对德性的要求，但其对德性的倡导不是说教式的，而是以党内法治的形式运作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是一个德性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立党的基本原则是为公，而非为了党派利益。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华家学园 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 。

我国不是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基于个人主义和团体格局，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与资本主义团体法治相对，我国的法治模式是党规与国法构成的新差序法治。施特劳斯敏锐地指出了西方现代性带来的道德缺失，反对权利优先于善从而提出善优先于权利的命题。柯华庆、刘荣：《共同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很多人认为法律只是由国家制定、维护和强制执行的规则，这只不过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议会民主的思想。

这样的教条式思维将中国共产党排除在法治之外，使得中国永远也走不上法治的道路。翟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

参考文献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都决定了中国的法治道路是差序法治，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至辛亥革命之前是旧差序法治，现代社会主义中国则是新差序法治。

法的应然法律效力来源于主权者的制定，宪法和党章都规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规的应然法律效力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宪法中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领导。中国大一统制度的建立根源于自我主义和差序格局，理论基础是社会共容论。

从霍布斯开始，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自然法的概念被改造为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追求正义和美德的理想被简单的个人权利至上的观念取代。社会共容论比社会契约论更具有现实的说服力，因为交易成本巨大，现实中社会契约不可能形成，社会契约国家仅仅是一个想象的不可能存在的理想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以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代表的第二波现代性思潮的指导之下，吸收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观念，同时保留了政治生活中所必需的德性。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6年。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格致出版社，2014年。在新差序法治下，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可以用党规严于国法和党规引导国法来概括。

柯华庆：《第三次变革》，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在自我主义下，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己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形成差序格局。

按照代议制思维，只有议会才有立法权，在我国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具有立法权，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都是人大通过的宪法法律授权制定的。党内法规中针对普通党员、党员干部、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高级领导干部的约束是不同的，可以看出一个人身份的增多与规则约束增多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现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差序法治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并存的二元法治模式，党导法规是二者之间的连接，这一结构首先应该基于立宪党导制理论在宪法中建构起来，新差序法治首先要求新差序宪治。从规范上来讲，法律渊源是宪法问题，宪法是理解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最主要的规范来源，判别一项规则到底是否属于法律的最终标准是宪法。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如果我们承认党规的法律性，将党规定义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部分、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那么接下来我们面临的就是党规与国法的关系问题。

古代中国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治理模式是礼和刑并治的旧差序法治：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党规不但将党的德性融入到了党内法规之中，而且在刚性规定的同时保留了道德弘扬，倡导立德树人、尊法治国。

从实际效力来看，党规在党内事务和国家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强制约束力。柯华庆：《实效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党的先进性不但需要外在强制力的保障，也需要内心认同的道德弘扬，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党内法规和党导法规能否对党员及其党组织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关系到党员的德能和党组织的凝聚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对全国人民发挥领导核心作用。